为什么在谯周身上，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会出现两种大相径庭的声音呢？他们的逻辑依据又是什么呢？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坚持哪种观点呢？且看本文的剖析吧！
谯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往往都是权臣，因为没有权力的基础，他们那些阴暗的思想是无法对历史产生影响的，如赵高、秦桧、李辅国等皆是如此。但谯周却并不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他只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散官。这也就决定了，谯周是没有能力凭自己的权力迫使当时的蜀汉朝廷接受自己的投降理论的，蜀汉选择投降，决定权不并在他那里。
当然，没有权力的谯周并不能说明他就不是一个喜欢搬弄是非的小人！但谯周还真不是！在《三国志谯周传》中，通过对谯周生平的描述，我们也很难找到谯周的任何道德污点。相反有几件事恰恰能够证明谯周在个人品格上的端正。
1、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刘禅从大局上考虑，禁止臣民前去奔丧。唯有谯周通过提前预判，历尽艰难，长途跋涉，跑到了汉中前去吊唁。因为谯周是诸葛亮的门客，对诸葛亮十分尊敬，这说明谯周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2、根据记载，谯周是一个安贫乐道的人。在《三国志·谯周传》里面就说了，谯周家里是非常贫穷的，而谯周本人不置产业，埋头读书，废寝忘食，读古人的书读到会心的地方自己就笑起来了，饭都顾不得吃。这也可以说明谯周不是什么唯利是图的势利之人；
3、在诸葛亮死后，后主刘禅得意忘形起来了，大兴土木、纵情声色、疏于政事、忘乎所以。群臣要么迎合，要么沉默，只有有职无权的谯周犯言直谏，写了一篇《谏后主疏》，酣畅淋漓而又理直气壮地对刘禅进行了思想教育。
综上所述，谯周根本不可能是什么搬弄是非、弄权作歹的小人。史载，他是一个通儒，被誉为“益州孔子”，谯周是一个纯粹的文人，是一个带有一定理想主义色彩的文人。但是一个理想的文人不更应该是傲骨铮铮、宁折不弯的形象吗？为什么后来的谯周会坚持把“投降主义”进行到底呢？这或许还要从谯周的“理想”向“现实”的转变来寻找答案了。
谯周的“仇国论”在表达什么？
蜀汉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魏国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诸葛家三兄弟，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犬，诸葛诞就是其中的“犬”）在淮南起兵，想要反抗司马氏。蜀汉大将军姜维准备抓住这个机会，北伐魏国。趁乱而击，不能不说姜维在北伐时机上的选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也！不能说光有机会，就能顺理成章了，也还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内部的意见来做决定。
从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夏开始，姜维年年出兵北伐，并在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被魏国邓艾击败，蜀军伤亡惨重。年年北伐，年年无功而返的姜维此时已经引起了蜀国上下广泛的不满了。只是，姜维是诸葛亮的接班人，又手握大权，很多人敢怒不敢言，但时任中散大夫的大儒谯周却毫无退缩地站了出来，写了一篇被称为《仇国论》的文章。
《仇国论》中介绍了两个国家：因余之国和肇建之国，前者是因为某种原因而存在的小国，后者是新兴的大国，两个国家之间有世仇，一直相互争斗。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因余国的高贤卿和伏愚子关于“以弱胜强”的讨论。这两个国家和两个人物的名字也都值得玩味，因余——荫萌祖德之意，肇建——开创自强的意思，这两个国家实际上是分别影射了蜀国和魏国。高贤卿——高大贤明的人，伏愚子——卑微愚昧的人，这两个人物实际上也是用反讽的手法影射了主战派和息战派。
文章一开始，高贤卿就问伏愚子，按照因余国目前的状况，用什么办法能够做到以弱胜强？伏愚子回答道，要像周文王一样，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不断积蓄民力，才能以弱胜强。
高贤卿却不以为然，他用汉高祖刘邦战胜项羽的事例，说明通过战争也能做到以弱胜强。况且，现在肇建国正在发生动乱，这是一个好机会，不能错过。伏愚子认为，周文王时期，殷商的统治根深蒂固，不能轻易推翻，所以要蓄养民力；而秦朝末年，天下纷扰，动乱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是能够使用手段和智慧战胜对手的。但是现在因余国和肇建国的都已经传承了几代人，不是秦朝末年的情况了。所以只能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并耐心等待机会，才能以弱胜强。
说完观点之后，伏愚子还不忘嘲讽一番，如果你不乘船也能渡河，能化腐朽为神奇，就当我这个愚蠢的人，没说过这些话吧。
通过这样的描述，谯周通篇文章不过是用来一种对比、反讽的手法表达了自己的对北伐的反对而已！巧妙地指出姜维的北化思想过于理想、不切实际。而自己这个“伏愚子”只是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就事论事地表明观点而已。最后还不忘发一下牢骚，自己有职无权，人微言轻，该说的都说了，你姜维要是觉得自己坐地升天的话，你就去北伐吧，反正我也阻止不了你。
谯周这篇文章实际上已经提出来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矛盾碰撞的问题。爱国没有错，但是爱国不是想当然，爱国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穷兵黩武的爱国并不能让国家强盛，相反可能会葬送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当时的情境下，谯周的这番论调其实是很符合蜀汉大部分君臣的心思的。自从建兴12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后，他的继任者蒋琬和费祎，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不再进行北伐，但是蜀国实际上确实没有再进行过北伐，只是防备着曹魏的入侵。等到姜维执掌蜀汉军权时，北伐已经更难了，因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
谯周的《仇国论》发表以后，姜维并没有因此停止北伐的脚步，但结果却是如谯周所预料的那样，一败涂地。而谯周也并没有因为反对姜维这个当权派而受到政治牵连和报复，他反而升官了，成了光禄大夫。
《仇国论》实际上就是对当下时局的一种思考，谯周认为不应该劳民伤财、穷兵黩武，而应该休养生息、伺机而动。这只是一种应该合理存在的政见，尚不能成为谯周卖国的“罪证”！
谯周亡国论之详情
公元263年，这已经是蜀汉建国的第42个年头，也是刘禅登基的第40个年头，更重要的是，这还是蜀汉政权的最后一个年头。这年冬天魏国大将邓艾、钟会、诸葛绪三路出军，誓要一举歼灭偏安西南的蜀汉政权。钟会、诸葛绪遭到蜀军的顽强抵抗，邓艾这一路也不轻松，但惨烈的交兵也让邓艾深知，蜀军已经倾巢而出，成都必然空虚，此时只要派一支轻骑直插蜀中腹地，蜀汉顷刻间覆亡。于是乎邓艾亲率数千轻骑偷渡阴平，数日间便兵临成都。由于事发突然，成都军民还没来得及防，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刘禅高坐龙椅，堂下议论纷纷，大部分朝臣都已经高举投降的白旗，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刘禅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般懦弱，他还是想坚守城池的，毕竟剑阁外还有姜维数万铁骑，只要他能坚守一段时日，危局未必就不能转安。
然而蜀汉朝臣却不这么想，他们一派想着投奔孙吴，举朝迁移至吴国避难，一派建议南迁，躲到南中七郡，也就是被诸葛亮七擒的孟获的地盘，此地山川险峻、易守难攻，凭险御敌或有一线生机。可惜，不管是刘禅的坚守，还是大臣们的降吴，抑或南迁，都被谯周的一番话给击得粉碎：“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谯周的意思曹魏一统天下乃大势所趋，现在投降东吴，等到魏灭吴又得降魏，与其降两次还不如降一次。另外现在南迁已经晚了，南中七郡乃蛮夷之地，逃至那里人心不服，恐有不测。
谯周一番话实际上将刘禅的三条路都给堵死了，投吴不行，南迁有变。魏统一天下是大势所趋，那刘禅坚守又有什么意义呢？！反正，不管谯周这番话是给刘禅提供了一个就坡下驴的台阶，还是彻底打击了蜀汉君臣心存侥幸的心理，听力谯周这番话之后，刘禅就大开城门，彻底投降了。
先不管谯周的言论是否无可反驳，但是蜀汉亡国的直接导火线却是谯周亲手点燃的，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一言亡国”的行为才是谯周日后备受争议的根源，先前的《仇国伦》我们可以理解为政见不同，但是这种“亡国论”却突破了人们传统的道德底线。
谯周亡国论的逻辑误区
历史上指责谯周的人很多，但是为谯周鸣不平的人也不少，比如后来写《三国志》的陈寿就认为谯周此举是顾全大局。而且从谯周所提供的言论和事实来看，似乎也是无懈可击。毕竟此时的三国，魏国一家独大是不争的事实，蜀国和吴国都是在不同程度地苟延残喘。然而，谯周的亡国论就真的无可厚非吗？
我们先假设谯周说的所有事实都成立，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来思考几个问题：
1、一个人注定是要死亡，那么我们是否有权力在他病重的时候就直接劝他选择死亡？
2、一个人自己还有求生的欲望，我们是否应该去劝他去接受死亡？
3、一个人是否有权利用自己的判断来切断别人所有的希望？
4、现实应不应该有情怀的限制？是不是一个人面对困境就不应该选择挣扎？
通过上述的拷问，其实我们会发现，谯周的言行还是存在一定的逻辑误区的，可以说此时的谯周是一个极度现实主义者，用我们当下的话来说就是“理智得不近人情”。
一个亲手葬送自己国家的人，无论怎么说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如果人人都像谯周一样，中国的历史不知道要被改写多少次了，南宋、南明这样苟延残喘的历史就不会存在了，于谦、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就不会存在了，屈原、王夫之这样的道德典范更不可能出现了。
人，是要一定程度上地清醒理智，但不代表理智是没有底线的。卑微地活着，还是高尚地死去，这一直是一个选择上的两难问题。谯周用自己的现实主义来否定中国文人、士族千百年来形成道德观、价值观是不可取的，这和“有奶便是娘”的逻辑并没有什么区别。
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被一些现实主义观点带偏，如果人人都失去理想和情怀，这个世界也就会失去温度和颜色，变得冰冷和黑暗。谯周这种亡国论看似理智，实则阴暗自私而又悲观消极。
谯周为什么会坚持亡国论
前文我们也说了，谯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小人，但他也并不是一个君子。他只是益州文人而已。
我们可以看出，谯周的投降论是实际上是建立在“曹魏一统”的逻辑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在谯周的心目中，蜀汉这个“因余之国”早就该亡了。在“国家"和“天下”之间，谯周选择了“天下”，天下是应该一统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存在阻碍了天下的统一，那么它就应该灭亡，就该让那个应该统一天下的国家来统一。
谯周曾和益州大学问家杜琼探讨过天下归宿的问题，也就是探讨当时“代汉者，当途高”的说法的真正意思。杜琼把“途高”解释成了“魏”，因为“魏”的本义就是“阙”的意思，也叫“魏阙”。而且杜琼还引申了汉代及以前的官员称呼变化来进一步论证，因为汉代以来，以及三国时期，大部分官员都以“曹”相称，合起来就是“曹魏”的意思。这种解释很明显是牵强附会，主观意识强烈的说法，但是谯周深以为然。
汉代的政治制度，皇帝住的地方叫做宫，宰相住的地方叫做府，就是“皇宫相府”。宫下面有很多办事机构，叫"尚"，如尚书房。宰相府下面有很多办事机构就叫“曹"。“曹”的长官叫曹椽；下面的一般的官员叫“属曹”；再下面的服务人员就叫"侍曹"。
此后，谯周也散布一些这种政治倾向十分明确的言论。比如说刘备的“备”是“足矣”的意思，刘禅的“禅”是“禅让”的意思，一个叫做足够了，一个叫做让出去，言下之意，这样的蜀汉迟早会灭亡的。
谯周为什么会这么迫不及待地希望蜀汉灭亡、曹魏统一呢？他既没有被曹魏收买，也没有被蜀汉迫害，只能说明这是他在政治方向上的潜在意识。其主要原因有四：
第一、分利不均
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力量组成的，而且是层次分明的，最上层的是荆州集团，中层的是东州集团，下层的是益州集团。而谯周、杜琼等人，正是土生土长的益州人，是在蜀汉政权当中处于边缘化的、次要化的人。他们对蜀汉政权是有所不满的，虽然说诸葛亮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有意识地挑选一些益州代表进入蜀汉朝廷。当然诸葛亮有他的选择标准：第一要忠于汉室，第二要克己奉公，第三要确有才能。诸葛亮是尽量地在做这些协调的工作，希望三股力量能够团结起来。但是，第一，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刘备留下的既定的组织路线，那就是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这个次序是不能动的；第二，他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益州士族、益州土著的思想顾虑。不管诸葛亮如何做平衡，都不能改变刘备的荆州集团和刘焉的东州集团瓜分了刘璋的益州集团利益的既定事实。所以益州人渴望天下一统，益州便可以进行利益重组，他们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
第二、治蜀过严
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依法治国、执法严明的。《蜀记》里面就有这样的话——“亮刑法峻急，刻薄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但《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却说诸葛亮“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都表明诸葛亮对蜀汉是管得比较紧的。那么蜀汉的人民对诸葛亮是否有怨言呢？这两种说法究竟谁是谁非呢？我认为两种说法都是成立的。因为我们更要看到陈寿后面的一句话“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就是陈寿认为诸葛亮执法虽然非常的严峻，但是诸葛亮内心还是比较公平，比较讲道理的。所以在公平的情况下百姓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但是无法抱怨和不想抱怨永远都是两回事，人，在根本上还是希望生活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的。老百姓无法抱怨蜀国的不公平，但不等于不抱怨蜀国治国过于严峻。
第三、战事太多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打仗归根到底还是在打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这些成本最后都是老百姓来承担的。从诸葛亮时期到姜维时期，蜀国不断北伐，益州百姓其实已经不堪其负了。所以谯周在《仇国论》中就反复强调过，朝廷一定要审时度势、要自我评判，北伐到底有没有效果，蜀汉到底能不能一统天下。我们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做于事无补的事情。现在的天下不是秦末的那个情况，而是六国的那个情况，是战国时期，所以我们只可以学做周文王，咱做不了汉高祖。一意孤行、穷兵黩武，其结果必定是土崩瓦解、神仙难救。谯周实际上代表益州的士族和百姓向蜀汉朝廷提出休养生息、静心发展的民生需求，所以谯周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反动”言论受到惩罚，反而升官了，说明益州、甚至蜀汉内部支持这种想法的是大有人在。
第四、人民甚苦
这一点其实和第三个原因是一脉相承的，战事一多，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自然很难保证。《三国志·谯周传》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军旅数出，百姓凋瘁”，描写的就是蜀国不停地出兵，所以人民的生活很苦。因为打仗就是烧钱，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钱粮的战争是不存在的。这些军饷钱粮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只能通过盘剥百姓、加重税收、税外收费等方法获取。刘禅投降的时候，蜀汉人民共有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人、十万零两千军队、四万官吏，这就意味着蜀汉的人民，包括男女老少，每九个人要养活一个士兵，每七户要供养一个官吏。这样的负担不可谓不重。吴国人薛珝曾经出使蜀国，回来以后向孙休报告，说“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从中我们也可以知道蜀汉的百姓，生活上是比较苦难的。
综上所述，谯周坚持亡国论，是因为他作为益州集团的利益代表，希望迅速结束乱局，以图益州士族能有更好的政治前景，益州百姓能有更好的生活条件。
谯周的精神解剖
我不因为他“一言亡国”就认为谯周毫无气节，我也不因为投降是当时蜀汉的最佳选择就觉得谯周智高于人。
一个人前后精神上的反差只能说明他在意识形态上有了巨大的变化。当年以诸葛亮为主导的北伐和蜀汉政权代表的“汉室正统”是得到了以谯周为代表的益州儒士群体的支持和认同的，而连年征战的失败和蜀汉民生的凋敝让谯周这样的人越来越看不到希望，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遭受了过多的挫折后，现实越来越变得残酷起来，有些人是会选择屈服的。而一个理想主义者一旦屈服于现实，那么他的现实甚至会比其他人更加现实。
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来看，这种变化并不是集中体现谯周一个身上，几乎是那个时代儒家士子特别是益州士子的一个缩影。
一、汉末天下大乱，但是在士人们在儒家天下正统思想的影响下，皆盼望着汉室刘家能够重整河山，这也是汉室后代刘备能被他们广泛接受的原因，但是随着三国时代几十年的纷争，蜀汉作为他们心目中的正统，一统天下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相反，在战争中，他们看到更多的是民不聊生、是百姓思安。一方面是希望的熄灭，一方面是现实的拷问。大多数士人开始真正地思考天下的出路，而当时最为强大的曹魏一统天下似乎是大势所趋。那些士人们骨子里的正统思想的理想主义情怀逐渐向现实主义的无奈开始妥协。
二、刘备应邀入川却雀占鸠巢、反客为主，这在很多儒家士人、特别是益州士人看来并非正人君子所为，也未必值得敬重。只不过一来刘备身具正统之名，二来刘备治蜀已是形势所致，益州士人也没有过多地反抗。但刘备虽然英名盖世，但却英年早逝。后主刘禅却表现得一塌糊涂、不思进取。益州士子日益对刘备父子背后的天命所归产生怀疑和不满。这是士人的理想主义政治情怀在现实主义中的逐步修正。
三、古代士人力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东汉末年，天下分崩离析，天下士人无不在探寻恢复汉室、重整秩序的出路。一度他们在刘备身上看到了希望，所以，刘备、诸葛亮时期的北伐，益州的士族们并不会有太大的意见，那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方向，彼时他们也还心存幻想。蜀汉前期的整体局面，是在刘备、诸葛亮的教化、渲染之下，益州全境沉湎在兴复汉室的梦想与期待之中，无论是刘备当年开疆拓土、攻取汉中还是诸葛亮兴师北伐，巴蜀儿女为了同一个梦想而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全力征伐、激昂奋进，益州境内人不分客主、地无论南北，“男子当战、女子当运”。但当一个人倾尽全力地付出后，没有接收到成果，更可怕的是慢慢看不到希望了，剩下的只是满目苍翼、苟且偷安的烂摊子。既然“开疆拓土”已是不可能，为何不“闭境勤民”呢？既然注定败亡，何不放弃挣扎呢？这是谯周他们政治理想的混乱和瓦解，是理想主义情怀的崩溃和现实主义的悲观。
综上所述，谯周本质上还是一个文人，一个有点愤慨、有点悲观、有点失落、有点偏执的文人，他不是没有爱过他的国家，而是爱得越深，伤得越重，最后他选取了一种尤其极端的方式去宣泄自己的无奈。
感言
人生最难做的就是选择，一个人选错了关键的一步，这永远失去了解释和翻身的机会，对于谯周来说就是如此。不要说什么现实情况就是这样，不投降又能怎么样的话，蜀汉投降的时候，最起码刘禅尚能稳定局面，姜维、廖化等各部实力尚存，更有东吴方面的驰援，政权并没有到势必覆灭的最后时刻。再退一步讲，即使到了“国覆主灭，鱼悬鸟窜”的最危急时刻，通过各种艰险卓绝不懈努力而最终实现“建功立事、恢复社稷”的事例，这在历史上也不在少数。
蜀汉政权能否反败为胜，这已经是一个无法辩证的话题了，谯周劝降的合理性也是无法论证的了。对此，我只想说，谯周有权力在那种情况下选择妥协，但他不应该把自己这种妥协思想传递给整个蜀汉。一个人失败了或者失望了，就四处宣扬、奉劝他人不要相信梦想，不要去努力了，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这诚然是一种很恐怖的思想。
用孙盛的说法：“向使怀苟存之计，纳谯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构，令名之可获哉？”——如果历史上都是心怀苟存想法的人，那么历史的奇迹、色彩、起落……又应该由谁人来书写呢？
我相信谯周是一个心怀理想的文人，文人就应该有自己的风骨、有自己的底线，有些看似“明智”的行为永远是不可取的。因为高于生活的还有道德、骨气和信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